「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备注：2003年6月17日伦敦佳士得，lot0057

参阅：
1.仇炎之旧藏，2018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成交价5670万
2.清乾隆 青花春耕图抱月瓶，巴尔的摩华特斯艺术博物馆藏品
3.清乾隆 斗彩春耕图抱月瓶，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品

乾隆盛世的农耕理想
——青花「春耕图」福寿如意抱月瓶赏析
抱月瓶因腹圆若满月而得名，又叫“福寿瓶”，小口、直颈，颈侧双耳。其外形最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夏的陶制马挂瓶，左右双系，用来挂在马鞍旁边，极富民族特色。明洪武时以青花为装饰，结合抱月瓶自身独特风格，将色彩与器形完美融于一体，并于永乐时期大放异彩，成为后世承袭模仿的对象，并于乾隆时期的达到极致。据记载，乾隆皇帝曾多次下旨仿烧抱月瓶，其最早记录在乾隆二年，该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之“记事档”载，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在谕旨江西御窑厂仿烧一大批名窑古瓷时，专门吩咐唐英“再将小些宝月瓶、马挂瓶各样釉水花样烧造”、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宣窑青花放大马挂瓶”等烧造记载（参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烧造磁器处》），本次华艺春拍呈现的这尊高达六十公分的青花“春耕图”福寿如意抱月瓶则为此品类中最大者。
本品承前朝之遗风，造型高雅隽美，青花呈色艳丽，釉色莹润，纹饰线条流畅，充分展示了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所形容：“至乾隆，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气势恢宏雄伟，古雅端庄。瓶撇口，束颈，扁圆腹，椭圆形圈足。抱月瓶腹部两面开光，一面画《耕织图·耕部》之二“耕”：图中农夫赶牛犁地；另一面绘《耕织图·耕部》之三“耙耨”：牛拉长方形耙，农夫身穿斗笠、蓑衣，拿着牛鞭站在耙上，冒雨驱牛耙地。画中农夫均站立在梧桐树下，不远处群山与农舍若隐若现。图中村落风景，田家劳作，曲尽其致。画法极重工笔各传统精妙手法，构图由远而近，由大到小，将虚实透视空间处置得恰如其分，是工笔绘画的绝佳作品。肩处饰对称倒垂蝙蝠如意耳，边框环饰规整的缠枝牡丹纹，有盛世富贵之意；这些蝠纹与蝠耳俱上下倒垂，喻指“福到”。瓶耳下方各绘莲花一朵，花下所悬饰物样式繁复，如意耳结合了“寿”字与“钟罄”合指福寿如意、吉庆有余。
中国结始于上古先民的结绳记事。《周易注》载：“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可见，在远古的华复土地．“结”就被先民们赋予了契和约的法律表意功能和记载历史事件的作用，“结，因此备受人们的尊重。文明始于“结绳”。上古人类“结绳”而摆脱矇昧，而且“结绳”还是文字出现的契机。《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即是证明。后来的历史演变中，“结绳”的原始功能消失殆尽，审美内涵取而代之。作为一种装饰艺术，结始于唐宋时代。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开始给结命名，赋予它十分丰富的内涵。比如方胜结、如意结、双鱼结、龙凤结等等。“交丝结龙凤，错多织云霞。一寸同心缕，千年长命花。”在明清诗人的诗句中，结艺已经到了“织云霞”的地步，足见结在当时流行的盛况。
值得注意的是，画作多处摹自当时深得乾隆皇帝喜爱的西洋画师郎世宁所创的新体画。画中梧桐一改传统国画的线条表现手法，运用素描和明暗效果使梧桐树皮 具有强烈的凹凸立体感，树叶向背、老嫩 差异得以准确表现。远山与阡陌也以光影明暗逐渐过渡的手法体现，水牛毛发与肌 肉质感均以极细之笔触反复点涂轻画，情态之写实传神，叹为绝妙。
郎世宁在清宫廷内为皇帝画了多幅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以及众多的人物肖像、走兽、花鸟画作品，还将欧洲的焦点透视画法介绍到中国，协助中国学者年希尧完成了叙述这一画法的著作《视学》，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郎世宁（1688—1766年），意大利米兰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青年时期受到系统的绘画训练，后来加入了欧洲基督教下属的宗教组织耶稣会，并于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以传教士的身份离开欧洲来到东方，次年抵达澳门，起汉名郎世宁，继而北上京师，随即于康熙末期进入宫廷供职，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宫廷艺术家的生涯。1766年7月16日（清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郎世宁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当乾隆还是太子的时候就经常去看郎世宁作画，即位以后更加频繁，即便在服丧期间，也几乎每天去看郎世宁作画。据韩国英神父说，乾隆直称自己是郎世宁的学生。他采用焦点透视作画，景物深远，增强了空间感。这种画法为当时的清代绘画界吹来一股艺术新风，形成了宫廷广泛追仿学习的主流画风之一。在乾隆对新体画的喜爱和推崇下，它被迅速传播到瓷器以及其他姊妹艺术作品上。此款乾隆青花御瓷画法西化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类作品往往造型恢宏高大，有足够的空间展示新体画法，由此抱月瓶可见一斑。

统计乾隆御制耕织图题材瓷器类，除本次所拍卖的抱月瓶外，仅知三例存世，一例与本品形制品类完全一致，为仇炎之旧藏，见于苏富比2018年春拍，成交价5670万，另一为巴雨的摩华特斯艺术博物馆所藏，但青花发色等各部分，远不及本品所呈；另见一例为天津博物馆藏“清乾隆 斗彩耕织图扁壶”。此二者与本抱月瓶在绘图、纹饰上一模一样，腹部两面开光，均绘有耕 织图中的“耕”部和“耙耨”部，只是二者形制不同，一为青花类，一为斗彩类。如此体量的辉煌巨制，应是特别订制的器物，因烧造难度大、成本高、耗时长等因素，数量极其稀少。那么乾隆皇帝为何要耗费巨资制此大瓶呢？这就要说到清代这一外族统治的历史背景了，这耕织图，可是清代皇室满汉文化交融产生的重要文化表征。

中国文化强调传承之正统，故作为统治者，清代帝王更为注重皇权与威信的树立，并将这种愿望反映到了御瓷上，一方面，大力效仿前朝经典式样；另一方面，在纹样上更突出其震慑力。所谓“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中国自周朝始就有皇帝亲农、皇后亲蚕的传统，在历代传续的各种文献记录中以绘画、雕刻艺术形式反映帝后亲农亲蚕的形象有许多，农业生产作为国家头等大事，与国运的兴衰休戚相关，因此，皇帝 们尤其重视农桑，现存最早的《耕织图》是南宋画家楼俦于绍兴年间所作 ：《耕部》有二十一图，《织部》有二十四图。当时楼俦画《耕织图》的目的十分明确 ：响应皇室旨意，加强农业宣传；呼唤社会重视、支持农业；规劝社会各阶层体谅农民、尊重。

清初康熙皇帝为融入中原社会，巩固政权治理国家。深谙弃游牧努力研习中原农耕文化，倡耕织改革制政才是清代中兴之路。1696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命宫廷画师焦秉贞绘制《耕织图》，康熙皇帝亲缀序文并题诗，并写有《农桑论》、《稼说》等文，强调“王政之本在乎农桑”的道理。他在丰泽园和热河避暑山庄通过连续数年试验，终于培植出耐寒高产御稻米，这不仅为历 代帝王所仅见，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颇具光彩的一页。

正因如此，康熙晚年时，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特命宫廷画师为其精心绘制了套《耕织图》，将其中的人物画成自己与福晋的面容，表现自己对恬淡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农业的亲力亲为，时常邀请喜爱园居的康熙皇帝驾临。值得注意的是，胤禛此举绝非仅仅为了讨好父皇，从他登基后施政作为来看，他是真心所为的。最为显著的事例就是 他在祭先农坛时曾亲自扶犁开耕。不仅如此，胤禛还注重培养其子弘历即乾隆帝对农耕的重视。

乾隆一朝以康熙之治国理念为典，乾隆皇帝不仅命人绘制《耕织图》，并且将《耕织图》中的美景用实际山水复原出来，把清漪园（颐和园）的一处富有田园风光的景色命名为“耕织图”。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衣食之本，用艺术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镶嵌在清漪园绚丽的湖光山色之中，更是为了将躬耕思想深至于脑海之中。遗憾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三山五园时，耕织图景区一并遭到毁灭性破坏，致使景区内建筑无存，只留下一块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耕织图”石碑。幸运的是，借由此乾隆青花春耕图抱月瓶，我们还可以一窥清宫《耕织图》之内涵与寓意，遐想昔日的清漪园“耕织图”之清逸美景。此件大瓶腹部描绘的以耕织为题的宫廷画，足证农桑之兴衰对国祚社稷何等重要，亦彰显了祈求五谷丰登时，帝后扮演的关键角色。乾隆规定每年仲春“以清明后亥日祭行耕籍礼”于北门外先农坛行祭农大典，重视农本，此件器物想必与此祭祀之事不无关系。
无论是此拍品或仇炎之珍藏，春耕图的近景均有两株梧桐，这一细节未见于《御制耕织图》刻本。在画的前景添加梧桐，其用意应该不单是为了使画面平衡有致，或框景为图。众所周知，凤凰喜栖梧桐，而这种瑞鸟仅见于太平盛世，且与统治者息息相关。所以，此树可能隐含了歌颂皇恩浩荡、祈求时和岁稔之意。此外，梧桐音谐「同」，故亦暗喻「天下一统」。整器体量硕大，修坯精细，底足亦处理的十分考究，画片融中国水墨画和西方透视画法于一体，釉面抚之细腻柔润，器形稳重而不失秀丽，寓意深厚，不愧是集清代乾隆盛世祈愿大成者。